編者按：為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，更好地凝聚文藝力量、賦能鄉村振興，11月30日，由中國藝術報社、省文聯主辦，省文藝理論研究室、省文藝評論家協會、宣城市文聯承辦的“鄉村振興的文藝表達”創作研討會在合肥市召開。研討會對我省文藝家深入鄉村振興第一線創作出的，反映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優秀繪畫、書法、攝影以及文學作品進行點評，其中有四部小說作品，得到了評論家的充分肯定，特予轉載，以饗讀者。

“任何一個民族和階級的作家都希望站在自己的視域內，用鄉土小說這個‘載體’來表達自己的世界觀和文學觀”。今日之鄉土已非昨日之鄉土，正如今日之鄉土小說已非魯迅、沈從文、茅盾式的鄉土小說。歷史已行進到新時代，面對現代化、城鎮化進程中的新“三農”問題，面對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新戰略、新課題，必然要求一種新闡釋、新書寫的“新鄉土小說”。何榮芳的中篇小說《春風又綠江南岸》（《安徽文學》2020年第9期，《小說選刊》2020年第9期轉載）正是與時代同步的一種文學想象與闡釋。

實施鄉村振興戰略，是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，是決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、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，是新時代“三農”工作的總抓手。鄉村振興戰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，其目標是按照產業興旺、生態宜居、鄉風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的總要求，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，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。鄉村振興戰略分為七大內容，分別是：重塑城鄉關系，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；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，走共同富裕之路；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走質量興農之路；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，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；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，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；創新鄉村治理體系，走鄉村善治之路；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，走中國特色減貧之路。小說也正是圍繞這些目標和內容，以樅陽縣雨壇鎮新民村為原型，以江北王屋村村支書王逸興的扶貧歷程為線索，文學性地展現了鄉村振興的某種可能路徑。

小說雖是主題創作，卻寫得樸素真誠，很接地氣，始終緊扣“人”來做文章。市場處黨委副書記李晨光作為王屋村的駐村扶貧干部，“深知鄉村振興首要的困難不是資金，而是人才”，因而動員回鄉創業、有眼光有魄力的王逸興競選村支書，取代因循守舊的老支書老米，這顯然是創新鄉村治理體系、走鄉村善治之路的第一步。正因為王逸興成為了領頭人，王屋村才逐漸走上脫貧致富、鄉村振興之路。而走好這條路靠的是“兩條腿”，一條腿是“因地制宜”，一條腿是“因人制宜”。因地制宜指的是放棄招商引資的老路子，而是與種田大戶萬有根合作，搞“水稻龍蝦共養”，田間用工優先招用貧困戶，并利用王屋村的土地和地貌資源，打造野菜島，興建農家樂酒店和垂釣中心，發展生態旅游業，從而帶領村民共同富裕。與此同時，對明朝中期的老宅進行整修，挖掘王屋村深厚的文化底蘊。因人制宜指的是根據幫扶對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幫扶策略，比如針對馬興源家因老婆車禍致貧，鼓勵他多養雞、養豬，想盡辦法幫其向肇事司機追要賠償款；針對無兒無女、又不愿去養老院的秦來發老兩口，幫助其賣鵝，又陪他們閑聊，以撫慰老人的寂寞；針對好逸惡勞、潑皮無賴的邢木，苦口婆心，軟硬兼施，安排其給馬興源和萬有根干活，又借錢給他去駕校學駕駛，安排其在物流公司上班，還給他介紹對象，終于實現了“扶貧先扶人”。

無論是因地制宜，還是因人制宜，都意在解決長期以來困擾鄉村發展的貧窮難題。小說沒有生硬機械地圖解政策，也沒有回避扶貧過程中普遍存在的難題，而是深入到基層扶貧干部和貧困戶的人物性格與人際關系中，用生動的細節，寫實的語言，塑造了吃苦耐勞、無私奉獻的扶貧干部李晨光，奮發有為、反哺鄉村的村支書王逸興，以及浪子回頭的邢木等諸多可親可信的人物群像。小說開端于2015年的寒冬臘月，結束于2019年年底，僅僅只用四年時間，國家的扶貧政策，李晨光、王逸興式的扶貧干部，就如“春風”吹遍了這個偏遠貧窮的江北小村，化解了貧困的寒冬，更帶來了奔向小康和幸福生活的信心與希望。在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后，小說最后還寫到王逸興所設想的“怡養托老合作社”等幾個美好畫面，他“要讓整個王屋村村容村貌、村民收入、村民素質都上一個臺階”，勾勒了鄉村振興發展的嶄新輪廓，描畫了新農村的未來圖景——這既是一種文學想象，亦是一種現實期待吧！

毋庸置疑，小說家在多次采訪的基礎上，自洽地實現了寫實與虛構的有機融合，實現了對脫貧攻堅偉大勝利的一次文學闡釋，但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：其一，小說避重就輕，回避了鄉村振興道路上的深層次的復雜矛盾，尤其是干群們的精神疑難，城鄉結對子一定程度上暫時實現了貧困戶脫貧，但卻并未建立起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，要真正實現質量興農、鄉村文化興盛、農業農村現代化等目標還任重而道遠。其二，小說相對重故事、重人物性格，輕場景氛圍描寫和人物心理描寫，尤其放棄了“三畫”的地域性描寫，具有同質化的傾向。風景畫、風俗畫和風情畫是“形成現代鄉土小說美學品格的最基本的藝術質素，賦予了鄉土小說區別于其他文類的美學風格，以及美麗四射的生命力度”。當然，這些問題可能不單是這篇小說的問題，而是當下“新鄉土小說”的共有問題。如何避免現實主義鄉村振興敘事的美化、輕淺化、同質化，如何深入到農村的當代結構和農民的精神世界中，如何站在中國視域內表現“新山鄉巨變”，用“新鄉土小說”來表達自己的世界觀和文學觀，依然是作家們亟需解決的問題所在。

江飛，1981年生，安慶師范大學美學與文藝評論研究中心主任，人文學院教授、學術委員會委員，碩士生導師。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，復旦大學訪問學者，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，安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，安徽省高校優秀青年人才，《南方文壇》“今日批評家”，主要從事文藝學、美學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。已在《人民日報》《光明日報》《文學評論》《文藝理論研究》等權威報刊發表論文100余篇，多篇被《新華文摘》、人大復印資料等全文轉載；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和一般項目等多項。出版《文學性：雅各布森語言詩學研究》《朱光潛盡性全人教育思想》《理想與詩意——江飛文學評論集》等著作。曾獲全國文藝評論獎、安徽省社會科學獎、安徽省文藝評論獎、北京師范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