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者按：中國作協推出“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”以來，省文聯指導部署，省作協積極組織，協調引導，搭建平臺，賦能皖軍文學精品生產，推動安徽文學高質量發展。本期《安徽作家》“攀登”欄目，刊發儲勁松、程保平的作品。

老洪瑣事（外一篇）

程保平

一

此前，我曾遠遠看過洪哲燮先生。那時我上班才幾年，是電臺的一個小記者，一顆剛長圓的小青瓜。而他是報社副總編，我眼里的大官，一天到晚都繃著臉，眼光如刺刀，行走急匆匆，心里卻總想著事。這讓我發怵，覺得離遠點好。

1987年深秋，天還有些熱，某日我接到一個電話，說是洪哲燮，要我去他辦公室一趟。八桿子打不到邊，會有什么事呢？但我還是乖乖地去了。一見面，他就直接問，有女朋友嗎？我老老實實地說，目前沒有。他又問我家的情況。我說，家在農村，兄妹五個，我是老大。他說，有個女孩各方面條件都好，我介紹給你了。一副沒商量的架勢。我不置可否，算是尊重，也算認可。但后來見沒見面，我一點印象都沒有，可能對方一聽我的情況就嚇跑了。

我當時覺得，這做法怎么說都有點欠妥。但后來發現，這是老洪一貫的路數，凡事親力親為，一桿子到底。比如他當報社總編時，站在大門口抓考勤，卡著手表對遲到的人說，你又遲到了幾分鐘。再如開全體職工大會，某副職喝酒進來，他指著鼻子說，你又不想好了嗎？還有個小記者，瞞著單位偷打結婚證，被他發現，當即被派到服務公司釘了大半年的廣告牌。

稍微熟悉的人都知道，報社曾是一個出人才的地方。從政的有孫曉紅、吳鳳蓮，后來都做到了副廳級。從文的有凌代坤、唐旺盛、李云、顧策，都成了有影響的專門家。沒離開的人中有不少也是一頂一的，至今挑著報社的大梁。他們或是從老洪手上進來的，或是受了他的某些影響。報社原副總編董俊淮曾跟我在一個辦公室編了幾年的新聞稿，是一個溫和、持中的老哥，多年后談到日報，他說，報社總編好當，老洪早把架子搭好了。

退休后，老洪常到我辦公室來聊天。我問，當初你做總編，把許多人都拒之門外，就不怕遭人忌諱，被穿小鞋嗎？他一笑說，還真是。一次，市委孫書記介紹個人來，我看是學理工的，想都不想就回絕了。后來那人再找孫書記，孫書記哈哈一笑說，老洪就是那樣的人，再換個單位吧。說到這里，他后悔地說，那時候真不懂事，再怎么著也不該擋著孫書記。

二

我被老洪領導過，但沒在他手下工作過。除了那次見面，大約有十多年我沒跟他搭上腔。后來我寫了一篇稿子，是關于陳獨秀的，登在文聯的刊物《五松山》上，老洪看到，少有地夸了我好幾年，弄得我心里虛虛的。但也心存感激，現在沒幾個人把文學當個東西，有這么個熱心的前輩在前面頂著，對本地文學圈來說，總是一樁幸運的事。

也是從那時起，我才漸漸走近老洪。一月或半月，他會到我辦公室來走走，不客套，抽抽煙，問問近況，說點文學，感嘆韶華不再，往往能談一二小時，走的時候滿地都是煙灰。令人訝異的是，他的聊天內容新鮮，就連“躺平”這類新詞比我知道的都早。不像有的老先生，幾句話一說，我就覺得是上世紀的人。

老洪退休后，作協換屆，經主席團研究，聘他為名譽主席。外地有作家過來，我偶爾也請他陪陪。銅陵習俗，飯前要打幾牌，每到這時，老洪就擺擺手說不會，然后坐在一邊想心思。作為寫作人，我其實知道，他又在如切如磋，推呀敲的，構思某首詩了。為此我十分慚愧，不把時間花在寫作上，能弄出什么玩意來？

老洪年輕時是詩人，后來從政放棄了寫作，退休后又撿起了詩歌，搜腸刮肚，筆耕不輟，這十來年里出了三本詩集。我也見過，有人退休后立志創作，但寫著寫著就寫丟了。這當然不是壞事，人就一輩子，怎么快活怎么活，但那是普通人的快樂，而老洪卻愿意做一個不普通的人。

可是，做這么個人談何容易？就說寫作吧，有幾部作品能穿越時光的魔障，在千百年后直達人心，讓人在通感的同時，而感激涕零呢？作家潘軍曾傷感地說，我也寫了幾十斤書，不就是想如唐詩那樣，在后世留下一二行么？不知道老洪是否糾結過。

三

退休后的老洪身上少了殺氣，顯得云淡風輕，但一直注重形象。他來我辦公室，多著深色衣衫，有暖色條紋時尚而熱烈地變化著，說話在和氣隨便中，卻依然節制和機警。一次我求教說，作協要換屆，主席出力不討好，我不想再干了，您看誰合適？他默默看我一會兒，又轉移談別的話題了。

跟老洪在一起聊天，時局有重要的分量，比如疫情、民生、市政、中美關系、社會思潮等，他還是那種天下興亡、匹夫有責的士大夫氣概，但不同于很多退休官員，他的思考不是標準制式，而是自己的，其中很多觀點深邃而尖銳，這對一個一生做新聞、抓意識形態的官員來說，真是一個特別。

當然也談文學、文壇、詩歌、文學動態，誰出了詩集等等，但具體到某個人某首詩，由于觀念不同，又由于不寫詩，我常有躲閃。一次，說到海子，我說，我跟海子年齡接近，文化背景接近，讀他的詩有一種通感。他反問，海子那叫詩嗎？

這事我后來想了很久，最后就想到了天花板。每個人都有限制，成長的時代和地域，教育的背景和閱歷，相互作用后，會形成固化的價值評判。一方面當然是好事，叫成熟，有尺度，但另一方面又是天花板，以老眼光看新問題。它提醒我，此后無論是人生還是寫作，都須有開放和包容的心理。跟長者在一起，既長教益，又有警醒。

還有就是談孩子。每次見面，他都會問問我孩子的情況，自然會夸夸，又說到自己的孫子，剛開頭又匆匆打住，那種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握在手里怕碎了的神情，總讓我動容。老洪年輕時忙事業，忽略了對子女的教育，以致孩子沒達到他的標準，就把希望寄托在孫子身上。然而一個年輕人的成長，總是需要時間和過程的，為此他一直糾結。

有一年，江西美術出版社總編陳征來銅采風，老洪和我們幾個陪他上九華。在九華佛學院，院長藏學為陳征和老洪分別題字。一看到自己那一幅，老洪的臉色頓時大變。那題字是，舍得放下。

有道是，風聲雨聲讀書聲，聲聲入耳；國事家事天下事，事事關心。若以此來概括老洪的一生，我覺得貼切，但也是這種入世的心理，讓他有一個個牽掛，左右不能割舍。那次藏學是第一次見老洪，那是誤打誤開，還是撥云見日，我不清楚，但老洪那表情，在旁觀的我看來，是華山論劍，云淡風輕中，有刀光劍影的驚心，也有被識破玄機后的尷尬。

四

老洪去世后，我告誡自己，不寫他了。那原因復雜，比如他的特立獨行，容易招來非議。再如接觸不多，我不一定能懂他，寫不好會畫虎類貓。最主要的是錢鐘書那句話影響了我，你要知道作者嗎？那你去看他給別人寫的傳，他傳就是自傳。我怕一不小心露出猴子屁股，進而連累了老洪。

周末，我一個人在家練毛筆字，寫著寫著，就想到了老洪，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傷感。我仔細思量，他的砥礪而為，特立獨行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，原來我是無意的，甚至是審視和保留的。但現在卻覺得，不僅對我，也對時代和蒼生，都有某種示范或指標的意義，不能就這樣隨著他的故去而流失、淹沒了，我便改了主意。

董俊淮先生有不少時間是在老洪手下工作的。老洪去世后，他專程從合肥回來吊唁。我去看他，他講了兩個故事，一是老洪主持市委宣傳部工作時，規定公車能私用，但要有理由，比如家里出大事，同時都得繳納汽油費。老董認為，這在當時是人性化操作，又兼顧了工作制度。再一個是有次出差，老洪和他等四人要在路上用餐，老洪點了四道菜，每道菜只要半份，惹得服務員直瞪睛，結賬時只花了40多元。

五

老洪這次病情來的突然。6月2日，他外出散步，可能是行吟，這是他慣常的路數，回家后腹部不適，就上醫院了。門診醫生說，天熱，可能是中暑，回去喝點水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哪知病情越來越重，到第二天早上再去醫院，已經不能行走，直接被推進重癥室。一查，是重癥急性胰腺炎，一種非常兇險的病。

6月20日，我突然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，說老洪病危，正在轉往合肥治療，他要我看看。原來，老洪跟省作協主席許春樵是忘年交，常有聯系，那幾日，許發現老洪沒聲音了，就幾次追問情況，沒有得到答復，只好到處找人，這才聯系上了我。

我們到醫院的時候，我看老洪渾身插滿管子，目光游移，只顧喘氣，像一床破敗的舊絮，覺得此行兇多吉少。其實到合肥也是沒得救，院方說，準備后事吧。家人就護著老洪回到銅陵。當天下午，老洪去世，享年78歲。

午間我跟幾個朋友小酌，說到老洪，大家都傷感。我說，所謂四十而不惑，簡直是扯淡，人生惶惑四十始。比如老洪一輩子砥礪前行，毫不松懈，結果還是水過無痕，連作品都將不免。即使作品得以傳承，跟他也是一毛錢關系都沒有。人活在這世上，只能是不虧欠每一天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他們同意我的意見。

戴聰行狀

一

戴聰去世已經滿七。這些日子，有關他的信息漸行漸淡，以至于無，不由讓我產生錯覺，他是否真的來過。

我今天在家翻箱倒柜，只找到一根鎮紙，三個紅包。鎮紙是戴聰去年在外旅游時帶給我的，當時我正在練書法。紅包他倒常送，有二十來張，是他手工制作的，我沒當回事，送人了，只剩下這三張。他還為我做過幾個木制墨盒，我同樣沒當回事，也送人了。我以為，時間還長，沒想到他竟然走了。

戴聰還送過我幾次土花生、菜籽油，說是家產的，不花錢。我不收，他就改送太平特產臭干，每次來我辦公室，都帶三二十塊，我送不了人，只好自己吃，往往要吃很多天。這種見客不空手的習慣在農村常見，但在城里卻失之于繁瑣，可見他是以鄉村倫理待人的。

戴聰送我這些，也算順便。他每年編兩三期文學小報，是自掏腰包，自寫自編的那種，刊名叫《星雨》，刊載一些他的文字或書畫，有時也介紹本地文學動態。他印好了，就上門送人，我當然是他要送的人。

我曾苦心勸戴聰，你一年收入才四萬多，要花一半來印小報，不如攢了錢正兒八經出本書。即使出書，也不能當飯吃，不如趁年紀不算大，找一個女人過日子。戴聰說，我沒班上，也娶不到老婆，不干這個還干什么呢？不知道是文學慰藉了他，還是坑害了他？

二

戴聰到我辦公室大罵，唯女人與小人為難養也。又仿尼采的話說，如果見到女人，請不要忘了帶上你的皮鞭。我問，你有母親、姐妹嗎？回家跟她們說吧。他一愣，說，她們怎么一樣呢？

這是30多年前的一次談話。那時我們都是單身漢，機關里鄉下人，除了一張招搖撞騙的文憑，概無足道，除了寒風擁抱我們，其余皆無。那天晚上，戴聰是去相一個女人，未果，就找我來抒懷。我當時也失戀了，心煩，就斜刺一槍，不是有意要傷害他。

那時候其實跟現在差不多，人情似紙，戀愛與結婚，都講家庭條件。戴聰出身農村，兄弟姐妹七個，窮得叮當響，這不由得讓他的戀愛屢受挫折。深層的原因可能是長期養成的自卑，謙和與下氣都是裝出來的。但他又是詩人，崇尚羅曼蒂克，而且寫詩有了點名氣，實在憋不了，就露崢嶸，以至于動嘴或動手，這又導致了人們對他激進或不成熟的印象。戴聰的同事關系并不好。

忽悠到三十多，戴聰終于相上了一個女子，對方也沒甚意見。不想，女方父母到戴聰單位打聽，一問事情就黃了。戴聰生氣，狐疑，猜忌，到后來，就是跟同事與領導的正面沖突。他徹底地被崩潰了。

戴聰被哄到精神病院，一住就是半年，這一下算是徹底斷送了前程、婚姻和生活。那時候，精神病人好比臉上刻了道金印，怎么洗也洗不干凈。假如單位領導寬容一些，細心一些，疏導一寫呢？我曾這樣猜測過。

三

戴聰出院不久，就辦了病退手續，回到了老家太平鄉。好比遠航的船，原是寄托五彩夢的，不想被海浪狠狠打了回來，成了一只破船、廢船，這不僅讓戴聰，也讓家人不能面對。跳龍門呀，怎么跳成了這樣？平復一段時間，戴聰似乎變了，氣色紅潤，言行平和，說話也坦蕩多了。農村那種簡單淳樸的生活其實挺適合他。

我有幾次去看戴聰，簡陋狹小的樓上，他住二樓兩小間，里面雜亂放著些書籍和紙墨，樓下住著一個殘障的弟弟和老父。母親去世多年，這個家過去是父親維持的，如今其他的兄妹都成家單過，就剩下這三個特別的男人。戴聰沒辦法，每天都要面對油鹽醬醋，縫補漿洗。我問，不煩嗎？戴聰苦笑，有什么辦法呢？

閑了，戴聰就寫詩文，進步不大，主要是信息閉塞，但書畫卻進步不小，特別是書法，有嫻靜美好的氣質。戴聰問我，是否可以在作協做點事？我是作協主席，當然能辦到。后來就請他參加了一些采風活動，編編書籍什么的。為此他感謝不已，還送土特產給我。

戴聰去世后，作協秘書長告訴我，戴聰還有錢沒領呢。我很生氣，怎么拖到現在？她答，他堅決不要。原來，那兩年我們編了兩本書，有百把萬字，請戴聰做校對，他一個個字地往前走，版面往往是一片紅，而補貼也不過區區千把元。

戴聰病退后，其實日子一直緊巴。后來買車，要還按揭貸款，不得已，只好去做滴滴打車。因為不懂平臺操作，有一次被運管處逮到，要罰款5000。那一次他是真急了，見我急得滿頭大汗，語無倫次。我是鐵心要幫的，求爹爹拜奶奶，兜了很多圈子，才把事情弄平。

四

深夜，我的電話突然響了，讓人心驚肉跳。誰在這時候不停當呢？一看是戴聰。我就問，是不是又罰款了？但對方說是戴聰的弟弟，他哥走了。我開玩笑說，是你們氣的吧？他連說，不是，不是，是死了。

戴聰是在家做晚飯時突然癱倒的，待家人發現，已是兩小時，再到急救車開來，又是一小時。后來據說，他患的是心源性猝死癥，到醫院時還有很淺的呼吸。

戴聰去世后，家人希望搞一個遺體告別儀式，不然也太凄涼了。單位領導說，現在都不辦告別儀式了。我當即表態，我們作協來做。告別那天，因為疫情的關系，人數有限定，大廳控制在五十人以內。我跟他一個弟弟說，作協的人要盡可能安排，他們來是送戴聰的。誰知發過入場券，到他家人，券卻沒有了。儀式結束，戴聰的那個殘障弟弟撅著腦袋，硬是要往里闖，差一點動手打人。我質問工作人員，大廳都空了，怎么不可以見最后一面呢？那人說，這是規定，有事你去找領導。

我后來還是去了一趟戴聰的家。門是開著的，不見一人。我上了那二樓，房間還是以前的樣子，但是空蕩蕩的，什么都沒有。我四處找人，既沒發現他的老父，也沒發現那個呆弟弟。過去他們是由戴聰照顧的，離開了他，可能不方便吧？

我還記得，我曾送過幾本國畫技法的書給戴聰。我看他那無師自通的畫法實在不入流，希望他練一練，也算寶刀贈英雄。我到處找，也沒找到。不是我可惜書，而是想找點東西作紀念。

我坐在那房間里還在想，滿七了，有沒有人為戴聰燒點香呢？一個一輩子沒結婚的人自然等不來兒女，但或許有紅顏知己呢？真想他有此浪漫，也該如此浪漫。

程保平，1984年安徽大學中文系畢業，銅陵市作家協會主席，安徽省作家協會理事、散文隨筆協會副主席，以專攻散文為三余之樂，曾在《天涯》《鐘山》《安徽文學》《作家天地》《新青年》《新民晚報》等媒體發表文字作品，出版個人專輯《徒然書》，主編文學作品集多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