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國商業史上，徽商無疑是一個熠熠生輝的名字。他們不僅在經濟領域創造了輝煌的成就，更以其獨特的“賈而好儒、以義為先”的精神，深刻影響了中國商業文化的走向。        

在2025年徽商大會啟幕之際，安徽商報融媒體記者對話季宇——從膾炙人口的電視劇《徽商》到榮獲多項大獎的長篇小說《新安家族》，季宇先生通過文學和影視媒介將徽商的精神從書齋帶向大眾，勾勒出徽商的堅韌與智慧，展現了他們在歷史洪流中的家國情懷與商業抱負，為這一歷史群體“正名”。本次訪談中，季宇先生將與讀者分享他如何通過文學作品展現徽商的家國情懷、誠信精神以及他們在近代歷史中的興衰啟示。同時也探討新老徽商之間的傳承與創新，以及徽商精神在當代社會的現實意義。

安徽商報：您提到最初關注徽商是因20世紀90年代的“徽商熱”，當時最早為何選擇從電視劇《徽商》切入這一題材？影視媒介對您傳遞徽商精神有哪些獨特優勢？ 

季宇：徽商熱與徽學的興盛有關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徽學開始興盛。有人把徽學與敦煌學、藏學一起并稱為國內地域文化三大顯學。雖然這一說法存在爭議，但徽學研究在學術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，無法否認。徽學研究的范圍十分廣泛，但徽商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領域。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我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，這是一個重大的改變。隨著經商潮的興起，徽商研究也開始受到關注。當時很多影視機構和出版部門紛紛找上門來，請我寫寫徽商。當時這類題材非常熱門。我先后寫了電視連續劇《徽商》《新安家族》等，還有一些小說，很受觀眾和讀者的歡迎。小說《新安家族》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，并被譯成德文出版；同名電視劇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播出，并獲得飛天獎。影視作品受眾較廣，對于傳播徽商精神有很大的優勢。它使徽商的研究從書齋走向大眾，為更多的人所認知。

安徽商報：我們留意到，傳統文藝作品中的徽商形象多被丑化（如“衛朝奉”），為何選擇通過文學為其“正名”？這一過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么？

季宇：社會觀念對文學作品有著重要影響。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就是重農抑商，農是本，商是末，這種觀念反映到創作上，產生“衛朝奉”之類的文學形象一點也不奇怪。在明清小說和戲曲中，丑化商人，包括徽商，較為普遍。這是時代的影響所致。問題是，像“衛朝奉”這樣的人和事在徽商中可能是存在的，但他們并非主流，否則就很難解釋徽商這個群體為何能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。

眾所周知，明清時期，徽商曾執商界牛耳三百年之久。所謂“獨步天下”“穿天洞庭遍地徽”等種種說法，可見影響之大。如果都是如“衛朝奉”這樣的下三濫人物，是不可能取得這樣成就的。好在時代變了，人們的觀念也在變。我在寫徽商時，面臨的已不是觀念問題，而是如何通過他們的故事，把這個群體的精神層面展現出來，從而使徽商的形象真正立起來。

安徽商報：徽商“賈而好儒、以義為先”的品質，這些精神如何在您的作品中具象化？

季宇：“賈而好儒、以義為先”是徽商精神的重要方面。我曾寫過一篇小說《暗語》（刊于《十月》1998年2期），內容是說有一年戰亂，某米店的老板帶全家逃亡，將米店托付給了留守的學徒。不幸的是，老板全家在逃亡途中遇難。后來，戰亂結束，這個學徒一直守著米店，直到許多年后，找到米店老板的一個僅存的女兒，將這筆財產交還給她。這個故事來自一則史料，當然經過文學加工和提煉。徽商重然諾，往往一諾千金。這樣的故事在徽商中很多，不勝枚舉。所謂誠信為本，我覺得這些都是徽商的優點，但還不足以概括徽商，因為這些品質其他商幫也有。徽商與其他商幫不同之處是“賈而好儒”。有人把徽商稱之為儒商，也是這個道理。徽州素稱“禮義之邦”，徽州商人自幼耳濡目染，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，因而在經商過程中，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儒家的思想滲透于理念中，貫穿于經營方式中。正如朱熹所云：“雖為賈者，咸近士風”。這話的意思是說，徽州商人雖是生意人，但思想和行為卻有士人風范，即按照或接近士人的標準來規范自己的行為，而這正是儒商的含意所在，也是三百年來徽商的精神標識。

安徽商報：您在《新安家族》中用很大篇幅來表現“公平商權”和商人愛國這些理念，是出于何種想法?

季宇：鴉片戰爭后，西方列強開始入侵中國，強逼清政府簽訂各種條約，并在經濟上對中國展開瘋狂掠奪。這個戰場雖不見硝煙，但卻更危險。晚清時，中國的商業、鐵路、礦山等很多都被外國人控制了。當時就有人大聲疾呼：“亡印度者，非英國之海陸軍，而是英國東印度商會耳。”就是說，列強在經濟上的掠奪更可怕，甚至遠過于槍炮。

對于這個問題，當時很多有識之士，包括一些愛國商人，都認識到了這一點，開始努力抗爭。就拿爭取公平商權來說，當時叫“爭利權”“爭商權”。為什么要爭？因為不平等啊，什么都是外國人說了算。中國所產的生絲、茶葉，是出口大宗，但價格不由華商說了算，而是洋商說了算。各口通商后，利權、商權全被洋商操控了。他們挾巨資，操縱市場，用極低的價格進行收購，搞得很多人破產。于是有人站出來抗爭了。大家熟知的胡雪巖(也是徽商)就是其中之一。他為了不讓洋人壓低生絲價格，廣收生絲，與洋人叫板，結果在洋人的打壓下，以失敗而告終。

我寫徽商時，找到不少這樣的資料，看了很受觸動。爭利權爭商權，說到底是求生存求發展。這也是一種愛國行為。商人愛國，古已有之。有句話說得好，經商無國界，但商人有祖國。我當時就很想表現這些，這也是為了展現一代徽商的家國情懷。如今雖然時代不同了，但我們同樣遇到這樣的問題。很多東西的定價權不在我們手中，由別人說了算。特別是眼下的國際形勢，美西方對我們圍堵，這個問題更加突出。不過，一百年前，我們的老祖宗就為爭利權、爭商權抗爭過。我覺得這也是徽商很了不起的地方，這種精神很可貴，值得很好地去研究和表現。

安徽商報：您提出“徽商不僅是歷史概念，更是現實概念”，新老徽商最顯著的共性與差異分別是什么？ 

季宇：中國十大商幫，如徽商、晉商、甬商等等，這是一種按照地域劃分的概念。如今已有很大的不同。雖然那個稱雄于明清時期的徽商早已式微，但時代在發展，新一代的徽商已經成長起來。雖然他們與老徽商已不可同日而語，但從徽商的精神而言，他們之間的脈絡和傳承依然有跡可循。歷史上的徽商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東西，如誠信、義利觀等等，在今天的新徽商的身上依然在發揚光大。尤其是在深入改革開放的今天，安徽籍的企業家對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。如科大訊飛、奇瑞汽車等等。老徽商的精神依然在延續。從這個意義上，我說徽商不僅是歷史概念，更是一個現實概念。

安徽商報：明末清初徽商鼎盛三百年，但近代卻逐漸衰落。您認為其興衰對當代企業家有哪些警示與啟發？

季宇：關于徽商衰落原因，學術上有許多討論。這里我只說一點，那就是徽商的衰落與思想保守分不開。如茶葉是徽商經營的大宗商品，在“洋莊”（即出口貿易）占很大的比重。但晚清時，錫蘭（斯里蘭卡）、印度開始后來居上。它們的機制茶受到國際市場歡迎，而我們的手工茶卻相形見絀。當時的兩江總督陶澍就提出要搞機制茶，但遭到徽商的反對，沒有搞下去，結果競爭力大受影響。任何人、任何事，囿于傳統，故步自封，導致其衰亡則不可避免。這對我們今天來說也是一個啟示，值得認真反思、總結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，只有與時俱進，不斷創新，才能立于不敗之地。

安徽商報：紀錄片《安徽人在特區》記錄了一批南下企業家的奮斗史，您認為地域遷徙如何重塑徽商精神的內涵？

季宇：紀錄片《安徽人在特區》是一部關注新徽商的紀錄片，共16集，由禹成明導演，我任撰稿。拍攝期間，劇組先后到海南、深圳、珠海等特區，采訪了包括史玉柱在內的幾十位身在特區打拼的安徽企業家，通過電視鏡頭，展現了他們在改革大潮中艱難開拓，縱橫馳騁的經歷和風采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徽商被稱作“徽駱駝”，說明他們能吃苦耐勞。當時哪里有生意，哪里就有徽商的身影，北至蒙古、新疆，南至云貴，都有徽商。胡適說過，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，那地方就是個村落，徽州人進來了，他們就開始成立店鋪，然后逐漸擴張，就把這個村落變成小市鎮了。徽商特別具有開拓精神，這已為歷史所證明。在拍片時，我最突出的感受是：時代對人的影響。如果沒有改革開放，如果沒有特區這個平臺，這些成績是很難做出的。所以說，應該感謝時代。相信在這個偉大的時代，老徽商的精神定會歷久彌新，而新徽商也一定會做出更大更輝煌的成績。

(安徽商報記者楊菁菁，專訪刊發于《安徽商報》2025年3月20日)